(人文学院  彭静讯)“今天的故事要从两张床说起。”11月12日晚七点，毕飞宇身着一袭黑色皮装，出现于我校人文讲座基地东九C103教室。“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必须交代一下自己生活中的东西。”讲座的开始，毕飞宇首先追忆起自己童年生活的经历。                                           

                     苏北少年的虚构世界

由于父亲被划为右派，毕飞宇的整个童年在苏北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家里五口人，却只有两张床。有两个姐姐的毕飞宇不得不和父母睡在一块。为了省煤油，一家人总是早早地熄灯上床。也就在那时，父母每每和毕飞宇话起了还没被划分为右派时的优渥生活。“吃过的东西让我嘴馋，去过的地方让我眼馋。”这些在毕飞宇脑海里毫无概念的东西激起了他最初的联想和虚构。

“人们通常理解虚构，认为是艺术家进行创作时高级的东西，其实不然。”毕飞宇说，就像之前谈到的作为孩子时的他已经开始虚构了“现实永远经不起内心渴望补充的冲动 ——无论你生活在多么繁华的地方。”他认为，当现实无法满足人们诉求时，语言就是我们虚构的最好器材。他眼中的虚构说白了其实就是真实，只是它比真实要多了当事人的愿望和意志。“真正有创造力的行为不应该归功于所谓的作家，作家只完成了创作的一半，真正的好作家必须依靠真正的好读者。”在毕飞宇看来，无论影像多么的具有想象力，人们在跟它碰触的瞬间，构建起的却是自己的虚构世界。 

                                                        作品区域性的审视

“鲁迅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不是就意味着所有的区域文化都能够推向世界呢？”谈到小说家作品中的区域文化特色，毕飞宇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女人裹小脚应该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区域特征吧，绝对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但是它不能够推向世界，因为它不尊重女人，不尊重生命。”在毕飞宇看来，区域文化要有价值，就必须要有走向世界的可能。人们不该把文化的区域特征当做美学的一个标准。正如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区域文化。中国特色文化、日本特色文化、法兰西特色文化等等，不是说给这些区域文化冠上了名称，它们就有了价值，就能够推向世界。“区域文化，必须保有有意义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走向世界，只有生命与生活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小说创作就像放羊

 当被问到，如何处理一个作家写作时的理性与感性时，毕飞宇笑言，“写作对我来说就像放羊，羊在脑海里自由放牧，但也要有牧羊犬，牧羊犬不能确定羊行走的方向，羊也不可能完全自由地到处乱跑。”他说，自己在动笔之前，要建立一个小说的框架结构，这一定是理性的行为，但一旦决定要写什么了，就会尽可能地释放非理性。他希望自己在写小说的时候，能让理性的牧羊犬和一群非理性的羊相互作用，以此实现在非理性的想象力和理性的深度思维模式中自由地思考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