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院新闻中心 彭静、王晓丽讯）11月17日上午，由我校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主办的2013秋讲——喻家山文学论坛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八号楼进行。著名作家毕飞宇、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及相关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受邀参与，并对毕飞宇的作品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本次论坛遵循以往惯例，一共分为四场，上午和下午各两场。
——毕飞宇作品研讨
第一个发言的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昌切。昌切教授主要通过对《玉米》和《玉秀》的解读，强调了毕飞宇在这两部作品中对人物和事件运用得更多的是理性的分析语言而非描述性语言。
湖北大学教授蔚蓝则突出了毕飞宇作品中精致主义的叙事风度。她认为，精致主义的文学审美与莫言的民间审美有所区别，并且能够很明显发现精致主义在叙事上正在逐渐创新。在《推拿》和《平原》中，描述人物的日常经历更多采用了“小叙事”，没有宏大场景和复杂情节，却能够使小说情节平面向前推进，小说主题绵细地深入人心。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蒋济永通过对《“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解读，认为毕飞宇的小说叙述由三个自我构成——现实的自我，虚构的自我和知性的自我。正是这三个自我的同时运用，使《“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更贴近生活，并使小说回到了最初的味道。
在第一场讨论活动后的茶歇期间，各位作家、教授和学者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进行了相互交流和沟通。短暂的茶歇过后，第二场讨论活动开始了。
这一次率先发言的是中南民族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院长胡德才，他以“关于小说经典的思考”为主题，强调毕飞宇虽然以文革时期作为小说背景，其用意并不是单纯对文革作历史反思，而是通过一个个平凡的故事来表现人性异化的悲剧，从而使作品意义超出了时代，使小说“经典化”。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讲师谭杉杉紧接着阐述了毕飞宇小说的故事互文性，她提出故事是讲述而不是诠释，一个好的小说家是个能够把故事讲好的人。毕飞宇小说的优秀特点之一在于小说的互文性没有强制的因果联系，就像《青衣》，让一个故事完美地回旋往复。
之后活动进入了自由发言时间。在听过之前各位教授和学者对自己小说作品的解读之后，毕飞宇向大家表示了感谢，并对“作品经典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写作过程中一味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做法是荒谬的，他不会把经典放在文字中，而是用“活着”去替代“经典”。之后毕飞宇谈到他独特的“牧羊式”写作状态——每次进入到写作状态是，脑海里的大地上是一群羊和一条牧羊犬，羊群任意行走，方向动人，羊群身边虽然有牧羊犬的看管，但是牧羊犬却无法绝对限定羊群行走的方向。
——共论当代文学“经典化”
下午的两场论坛,分别由武汉大学文学院陈美兰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何锡章教授主持。
在下午整场的论坛中，各位嘉宾就本次的议题阐述精彩而又精辟的见解。
“文学经典不一定包含普世价值，但是排斥普世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成为经典。”华中师范大学王又平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匮乏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下普世价值的缺失。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都是现代生活中绝对不可回避的普遍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王乾坤教授从文学史的角度定位文学经典化。王教授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却没能摆脱掉文化的束缚，文学作为人学必须去探讨人性的尊严，这是一个母题而非主题。如果文学仅仅注重个体性却忽视共同性，则只能有泪点、笑点、看点而与经典无缘。
“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泛经典化的问题。”湖北省文联创研部《文艺新观察》副主编蔡家园先生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命题，他认为当代的文学与生活存在隔膜，有些文学不接地气、过分强调自我、颓废化、圈子化，甚至演变成一个人自娱自乐的“小时代”。经典作家应该是具有独立品格的思考者，他以一个持灯者的形象让文学经典照亮人们的生活。
上半场结束时，陈美兰教授指出文学经典应该具有精神的超越性，它可以被一代代的人阅读并使人获得心灵的震撼。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是可以去做些什么的。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王均江副教授的报告颇显锐利，一上台就对湖北工程学院周水涛教授的观点提出质疑：所谓经典就是要经过时间的沉淀，身在其中或离得太近都不能很好的去评判，更不能将获奖或被改编成影视剧视为文学经典的标准。他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让人沉醉的，它应呈现出生活与世界的真相，也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实际生活经验”。
吴义勤先生认为，我们讨论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就是为了对抗时代巨大的遮蔽力量。当下存在严重的阅读危机，不能任由他们去选择现在的文学经典。即使是文学经典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不能将文学经典“乌托邦化”，并以此为借口拒绝讨论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文学经典化，最重要的是被大家感受、认可的过程，而非一个“当代文学经典评选”结果。
这次研讨会除了学者的报告，还有互动的环节，大家纷纷对台上的嘉宾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质疑。热烈之处，台上台下互不相让，正如吴义勤先生所说这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场和思想场”。
毕飞宇
吴义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