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讲的内容是我最新的、也是正在思考的问题，关于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文学、文化、文本体认和勾勒当下的中国，以及如何看待我们的社会格局、文化生产格局和整个社会的积淀以及重构。”11月9日早8点，在东九D402的教室里，戴锦华教授与中文系本科学子讨论了关于坐标与人类文化的关系。
首先，戴锦华教授坦言，最初拟定的标题是“没有坐标的文化地形”，这也是她思考的起点。“我认为我们描述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丧失了坐标，或者说曾经有过的文化坐标必须被重新定位和考量”，戴锦华教授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上的思索与忧虑贯穿了整场讲座，也格外值得被大家反复思考。坐标不外乎前后左右四项式，我们要在横轴和纵轴之下定义我们的思考，而现在恰恰是“前后左右”的不明确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障碍。啊啊戴锦华教授认为，建立文化坐标，“前后”所代表的是一个历史的线性问题，而这是十分重要的。她指出，我们的社会是以现代主义的逻辑为基本逻辑的。当下的人们总喜欢在名词后加上“s”，变为复数，这固然说明从来没有单一的整体性的事实，但却无法改变问题的本质。我们不但没有改变强势文化发出话语并使之有效的权力结构，也没有完成我们怎么去认知那些被强势文化改变同时又在自己的历史逻辑中延续的文明，比如中国。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去想象一个纯净的没有被玷污的中国文化”，这是一个遭受多元文化冲击的时代，而关于进步的度量也出现了问题。现代文明第一次到了一个临界状态， “未来最可怕的也许不是人机对决，而是人类自我的机器人化”，我们很难说清何为进步何为倒退，曾经以赶超英美为目标的中国今天也被西方国家看做关乎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目标，导致了当下“前与后”的界定变得模糊。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一个十分突出与混乱的现象就是“左”与“右”的问题。在戴锦华教授看来，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在文化范围内始终存在一种叫做“左派的悲情与右派的乡愁”，但在中国，从90年代以来却出现了“左派的乡愁和右派的悲情”，这种倒置的情感足以说明“左右”的坐标系已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概念了。啊啊为了赢得未来我们付出了历史，这是不可避免的。当中国经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之时，人们再回头看自己的历史，又满怀期待地发现了它的魅力，发现了它并不悠久但“连续”的事实。戴锦华教授在讲座最后通过一组文本告诉我们，在没有坐标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今天的中国社会。《刺客聂隐娘》、《琅琊榜》以及《北京法源寺》三部作品通过自己特有的表现方式解释了我们对于英雄的看法，对现代解决方案以及出路的茫然，应该被纳入文化的视野中去寻找其社会性的意义。
当今世界文化丧失了应有的坐标，需要我们的重新定义，而这个重任也即将落到青年学生们的肩上。戴锦华教授的讲座固然引人入胜，但过后还是需要当今的有志青年去不断实践才能找寻其中的期盼与愿景被实现的可能性，才能将文化的发展推入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