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华工中文系的创建及发展

尉迟治平口述 唐燕红、刘成龙访谈整理

我是1981年到华中工学院，2009年退休，经历了中文系创建及发展的整个过程。

著名语言学家严学宭与“中国语言研究所”

中文系的前身是中国语言研究所，语言所的成立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严学宭先生、华中工学院（简称华工）的朱九思老院长有着直接的关系。1979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简称华师)，攻读汉语史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华师中文系系主任严学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语言学界正在筹备成立中国语言学会，筹备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湖北省语言学会两家共同承办。严学宭先生是湖北语言学会会长，负责会议的具体工作，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聚集武汉参加这次盛会，会议地点设在武汉军区第二招待所（现湖景花园酒店）。当时朱九思院长兼任湖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中国语言学会的筹备工作负责人严老经常向朱九思院长请示汇报，两人因此结识，交谈中相见恨晚。虽然华工当时是一个工科院校，但朱九思院长一直想办成一个综合性大学，他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应该走培养通才的道路，作为一个大学，文理工应该互相渗透。朱九思院长的办学思想严老听了非常感兴趣，于是严老产生了一个想法，想依托华工办一个语言学系。

语言学系当时在中国还没有，1949年以前只有中山大学王力先生主持办过语言学系，那时严老在中山大学任语言学教授。1980年世界学术发展的动态是文理渗透，语言学是很关键的学科。在我国，语言学被认为是人文学科，实际上语言有很多属性，它有物理属性，语言本身是一种声波，可以用物理的仪器来研究；它又具有生物属性，可以用生物的各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它还具备社会属性，是人作为社会动物进行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语言学联系着工程学、声学、生物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逻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交际工具，它又跟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因此，可以依托华工工科的背景办新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严老的想法和朱九思院长的办学理念一拍即合。1980年秋天，华工副院长卢振中陪同严老专门到朱九思院长的办公室汇报商谈，当时确定先成立“中国语言研究所”。与此同时，就在武汉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结束三天后，接着又在武汉军区第二招待所召开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朱九思院长提出希望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挂靠到华中工学院，严老欣然同意。在严老的主持下，华工第一个文科“中国语言研究所”成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挂靠华工。这是严老在华工办的有着重要意义的一件事。

中国语言研究所是华工最早的文科专业，成立之初可谓白手起家，资料和人员严重不足，严老就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找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和李荣先生要研究生，有三位毕业研究生来到我们学校。我在华师读研究生时，严老一共招了三个学生，除了我还有董为光、邹明斌，我们1981年底毕业后一起分到华工，当时分配时华师只同意他们两个过来，要把我留在华师，后来严老争取把我一起要过来了。接着又来了复旦大学刘志成（古文字），清华大学周志钢（语音加密），后来他们两人陆续走了。长期在这工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来的三位研究生和我们华师分来的三位。到现在，这几位都是国内知名的语言学家，在各个研究方向都是教学科研的带头人，这与当初严老主持语言所工作时的培养有关。1982年成立了大学语文教研室，从学校附中调来一些老先生。1985年学校把大学语文和语言所合并组成中文系。第一个中国语言学系后来在华中师范学院成立。

原来设想在学校成立语言学系应该是比较好的文理渗透的综合性学科，朱九思院长想把华工办成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而麻省最著名的一个专业就是语言学系。作为一个语言学研究所，不仅要研究现代语言学，还要研究古代汉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所以需要大量的古籍，而成立当初资料奇缺。1981年严老在北京开会，他的一位朋友——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玲，他告诉严老，北大中文系著名的教授魏建功去世之后，他家的大量藏书子女准备以五万元出让，但北大中文系只愿意出两万五，子女不太愿意，严老听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五万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他做不了主，就把出让的书目带回来，向朱九思院长汇报，朱九思院长当即拍板同意。根据当时文物的有关条例，像这种书，有些可能还是善本，不得随意运出北京，首先由在京的单位购买。朱九思院长指示派两辆大卡车到北京，连夜把书从北京运回学校，这些资料很有特色，包含很多重要的古籍，一共一万多册。魏建功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的藏书专业性非常强，都是进行汉语史研究必备的古籍，其中有一部分是他专门在朝鲜买的关于朝鲜语的书，对做朝鲜语与汉语的比较研究很有价值。还有一些很好的书，如《五方圆音》，国内可能也只有两三本。第二次购书是严老到东京参加国际汉臧语言学会议，在日本东京购进了一大批书籍。当时很多外校的学者经常到我们资料室来查阅相关书籍。

创办语言学杂志——《语言研究》

严老办的第二个大事就是创办了一个大型的语言学杂志——《语言研究》。在国内语言学专门的刊物不多，在“文革”前只有社科院的《中国语文》，“文革”后有《方言》等。我们是第一个依托院校承办的大型语言学杂志。这个杂志很有特点，一般语言刊物容量都不大，发表的论文一般5、6千字，而我们是大型的，可发表长篇论文，把问题讨论好、讨论透。我们提出的宗旨是大型语言综合刊物，区别于其他刊物，如《中国语文》限于汉语语言研究，多为语法研究；《方言》为汉语方言研究；《古汉语研究》主要为古汉语研究。而我们的《语言研究》，只要与语言相关的论文，不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中国的语言和国外的语言、专语言的研究和跨语言的研究等语言综合体。除语言本体的研究，我们还有很多跨学科综合研究，如计算语言学，用计算机和工科手段研究语言。我们刊物的办刊宗旨独树一帜，坚持以学术为主，保证刊物的学术品位。与其他刊物不同，没有专设编辑人员，我们是学者办刊，都是语言所的老师、研究人员在做编辑工作，和编辑出身的人相比，老师选稿眼光还是有着不同，特别是语言学刊物，专业性非常强，一般人很难校对。这些年来，办刊的老师非常辛苦，办刊初期学校设一个人员编制，后来机构调整就没了。学校每年仅给办刊经费2万，为解决办刊经费，我们积极争取外援，通过严老的朋友薛凤生教授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签订合同，与学校经费配套，连续支持五年；之后我们与香港城市大学签订合同，同样的合作方式支持五年；再后我们与新加坡李氏基金签订合同，也是五年。我当主编后，积极开拓海外销售市场，在日本我们有固定代理商，在台湾、香港和国外有不少订户。我们《语言研究》杂志在校外、海外的评价很高，中国社科院及北大、南大、复旦这些科研单位和著名院校均把该刊物作为A类刊物。

依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拓展办学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是挂靠在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全国一级学会，会长原来一直由严老担任。我协助工作，担任秘书长。整个学会的运作基本是由华工承担，在外影响很大。音韵学会年会我们筹办了11届，还办了6期高级进修研讨班。当时音韵学被认为是一门绝学，一般人不懂，一般院校也开不出这样的课，因为没有老师。进修班生源来自各院校准备教音韵学的老师和相关专业研究生，各院校音韵学教师基本都是我们培养的学员。六期班前四期都在华工办的，第五期是和中央民族大学合办，那次叫高级研讨班，第六期是和西南师大（现西南大学）合办，叫古汉语研讨班。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培养研究生。当时严老在华师申报了一个硕士点，到华工以后，没能带过来，所以我们就和其他院校学者共同培养研究生。早期培养的研究生基本都到了海外，成了国际知名的学者。所以在国内语言学界，把这称为“华工现象”，培养的研究生成材率非常之高。

语言所创建早期蓬勃发展，在海内外有着深远的影响，很多学者到我们这讲学。例如李方桂，被称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例如赵元任，被称为“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的夫人写过一本书，谈到他在全国各地讲学的情况，提到在华工讲学时，她说：“不愧为工学院，讲台上摆满了录音机，这在其他院校是没有的。”

中文系的成立与发展

1985年学校确定成立中文系，刚开始没有本科专业，我们就先办了高等教育管理和秘书学两个专科专业。第一批的学生毕业后很多都留校了。到1987年，本科专业被批准开始正式招生。1996年我晋升为教授，那年我获得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刘献君书记当时分管文科工作，他动员我去当人文学院院长。我当时只是一名教授而已，很奇怪怎么让我去当，刘书记说希望我在退休前把语言学的博士点拿下来。当时学校文科只有高等教育管理和发展经济学两个博士点，完全靠华工自己的力量申报人文基础学科博士点，还需要突破。当时我已经54岁，到60岁退休，还有6年。在这期间，中文系一直只有一个硕士点，文学没硕士点，博士点还没进行相关工作。傅隆基当中文系主任时，开始启动这个工作，1997年第一次申报博士点，没成功。1999年第二次申报，当时听说很多学校申报，有件事印象比较深。我们找到华东师范大学一个评委，向他介绍我们的学科情况，也没带什么礼物，就买了些水果，要真送礼，老先生恐怕还会不高兴。他对我们华工语言研究所有印象是用计算机进行研究，因为传统学科中没有这种科研手段，所以他对此印象特别深。在聊到台湾举办的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时，他说，前两届都是李方桂先生在世时，靠他的名望召开的，后来二三十年都没举办过，台湾的那次举办方式是请各领域顶尖的学者到那做专题演讲。他听说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很高兴，对我们的申报工作印象就很深了。2000年我们申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获得了通过。这是我们学校七个人文学科的第一个博士点，这是一个突破。作为工科背景的学校，传统的人文学科要申报博士点是很难的。博士点的获得为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我当人文学院院长时提出，要以学科建设为纲，只有把学科建设抓上去，其他工作才能有所依托，有所发展，教师队伍也就可以留住。中文系有两大部分，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学，2002年我们组织申报“古代文学硕士点”获批，硕士点获批使文学的老师有了奔头，教师队伍也逐步扩大。

对外汉语专业及国家首批国际汉语教育硕士点

人文都是传统学科，我提出要建设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一个是计算语言学，一个是对外汉语教学。中文系很早就开始有留学生，但比较零散，只有一两个人，我印象很深，最早到我们这做研究的，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人际之间的“称呼”。以前彼此之间称“同志”，不仅亲切，还有一种政治的待遇，他发现改革开放后，“同志”词义有很大变化，人之间表示亲近会喊“师傅”之类，如果喊“同志”反而会有一种距离，他当时作这样一篇论文，我就觉得很新鲜。随着国家开放交流的增加，我国对外汉语教学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广东、深圳等沿海一带，这个专业非常兴旺。它和传统学科性质不同，它有很大的发展前途。随着我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学汉语的学生与日俱增。当时在内地，没有一个这样的专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我觉得我们应该发展这一专业。我从院长职位退下来之后，张曙光当院长。2001年系里第一次申报这个专业，在校学术委员会上，由于委员会的专家都是工科出身，对此不是很了解，他们认为应该由外语系办。他们不知道不是中国人去学外语，而是外国人来学汉语。这种对外汉语教学最忌讳用外语教学，就像学外语忌讳用汉语教学一样。第二年我们又申报，我做好PPT去向校学术委员会汇报，我强调，第一，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要求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越来越多；第二，这是教外国人学汉语，教师必须具备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知识，不是教他们学外语，更不是教他们学英语，到我们这学习汉语的除了欧美的人，还有很多人来自韩国、日本、越南、非洲、拉美，他们都不说英语，怎么能用英语去教学呢；第三，中南地区还没有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我们要抓紧时机，抢占先机。这样校学术委员会通过，向国家申报获得了批准。这是内地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这个专业批下来，对我们的发展有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留学生的规模逐渐扩大，留学生的教育和管理由国际交流处负责。对外汉语教学专业也普及了，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这个专业。2007年，首批24所院校国际汉语教育硕士点，我们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一所以工科院校为背景的学校。

积极开展国际汉语教育学术交流

在国际汉语教育方面，有很多外国学生在我们学校留学，学了汉语之后就进入专业学习。这些学生的专业发展一个是医学，再一个就是工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成立了第二个系“国际汉语教育系”，既招本科，又招硕士，还有专科。“国际汉语教育系”是以中文系语言学为基础、对外汉语教学为依托的拓展办学模式，这是中文系第二次比较大的发展。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学校领导的办学理念以及学校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

对一个学校院系的评估，国际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在海外，评价学校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留学生比例。我们中文系的海外交流，我也做过一些工作。最早在1989年，我到香港去开会，那次会议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语言学家第一次会议。当时，我们是第一次在外面开会，有些东西对我们启发很大。他们每个学者做完学术报告，就指定一个人讲评，当场和你展开讨论。开完会议后，台湾、香港的学者就提出，下次会议能不能在大陆召开，当时去开会的人很多，北大、复旦、社科院都没吭声。当时我想能不能在我们这开呢？但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就没敢说。回来之后，我就跟系里商量并找到校科协，因为国际会议由校科协审批，得到他们的同意支持后，我就开始筹办这次会议。1991年“音韵学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这是台湾学者第一次来大陆参加学术交流，这次会议开启了中国音韵学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及海外学者每年交流的先例，加深了海外学者对中国大陆以及华中理工大学的了解。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韩国庆善大学学者柳应九教授对我说，他来时，已经做好了一下飞机就被逮捕的思想准备，因为当时我国和韩国还没有建交。国际学术交流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1996年我们与韩国庆善大学正式签订了5年的教学交流协议，我们中文系的老师第一次走出国门，有了在海外交流教学、科研的经验。后来我又和韩国庆善大学的哲学系系主任联系，办了一次我们两校之间的哲学学术讨论会，哲学系几个老师也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教师们出去后都有很多很深的感触。5年的最后一年我去韩国时，有一个安东大学的金钟赞教授为人非常热情，想请我到他们学校讲学，并提出要和我们建立学术交流，后来安东大学又和我们签订了十年的教师交流协议。

还有一次，美国教授李方桂关门弟子柯蔚南，他有一个学生叫俞志强，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任教。回国时，柯蔚南特别交代他，回国后找一找尉迟老师，向他问好。他回国专门到武汉来看我。因为他在纽约城市大学教美国人学汉语，在交谈中我发现，他跟我们大陆对外汉语教育理念不一样。他们不教汉字的写，我们非常强调读、写、认、说，他说现在拿笔写汉字的机会已经非常少了，特别是外国人使用汉字主要是用电脑。我一听，很受启发，心想是不是可以与在美国教汉语的教师开一个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1999年我们举办了首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美国汉语的著名教授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影响很大，使我们和海外很多学者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国际汉语教育这个专业办下来之后，为我们海外交流增加了很多机会。孔子学院，当时北京汉办和我们定下来是在新西兰，但在此期间，美国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找我们，于是我们就把新西兰回绝了，在美国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办了我们学校第一个孔子学院。我们每年派一些研究生、教师到那去任教，我们的老师在那任中方校长。与此同时，我们每年派20个学生到泰国教汉语。这些活动开拓了教师、学生的眼界，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力。

创新科学研究推进学科发展

在科研方面，我们原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思想都是比较传统的。第一次申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时，评委看到我们的申报材料时说，我们的材料和方向好像不太符合。反馈这个消息后，我们商量了很久，犹豫不决。如果换一个方向，那就是汉语言文字学，完全是传统的，但这样的学科博士点在我们武汉的武大、华师都已经有了，我们再申报上面会不会考虑布点的问题而不给批准。而我们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批下来时，在全国中文系好像是第一个，一般学校都是在外语系设置这个专业。最后我们商定，还是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申报，但要设计相应的研究方向，申报表里至少要有4、5个方向，让人一看就觉得是语言学专业。当时我们设计了几个方向，一个是汉藏比较语言学，是一种跨语言的比较，已经不是我们汉语言文字学范畴之内的；第二个是计算语言学，以前我们设置这个专业，我曾经到工科院系联系过。最后李德华教授（原图像所教师）非常支持我，申报表里计算语言学他是带头人，就这样我们申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获批，但终究觉得和语言学还是有一定距离。

后来考虑到，在工科背景下，应该生长一个新的科研方向。这可以追溯到1996年，当年我获得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就是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这是我们学校人文基础学科的第一个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题目是“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隋唐五代可以研究语音的材料非常多，例如《全唐诗》。我们可以利用诗歌押韵来研究当时的语音。但《全唐诗》900卷，诗歌一万多首，数据非常庞大，如果用传统的手工操作，恐怕一二十年不一定做得完。当时我们在申报时提出，我们要用计算机作为一个研究的工具。估计专家可能是看到这一条，就把这个项目批给我了，因为当时很多像北大等著名院校都在申报这一课题。课题批下来以后，我用稿费买了一台二手的电脑，那是我第一次尝试用计算机进行学术研究，怎样编程？怎样处理数据？我是一窍不通。每天和几个学生一起在那摸索，求教计算机的人，由于我们是人文术语，他们也一头雾水，不知我们在说什么东西。最后，我和我的学生一点一点啃，终于把这个课题完成了。课题完成后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在信息化时代，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不断更新，用计算机来进行学术研究，可以做到我们传统案头工作所无法完成的一些科研项目。

大概在2000年，我在台湾参加第三次汉学会议，专门有一个组是关于古籍数字化，他们在大会报告上提出，全世界都在研究如何用计算机把人类所有已经没有版权的文献数字化。谁如果占据了这个先机，一定能在将来的学术研究里有个制高点。当时我听了之后非常受启发，回来后，因为我们已经把《全唐诗》全部数字化了，做了数据库，我就在原来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的基础上，接着把我们要进行研究的重要古籍开始数字化。到2004年，国家设立重大项目，当时首批二十几项，基本都是和意识形态、应用有关，当时他们想找一个基础研究的课题。学校文科办的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就把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和现有成果跟领导汇报，他们听后非常感兴趣，就派专人到我们这进行调查，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久，“汉语信息处理和计算机辅助汉语史研究”作为首批重大项目批准，我是首席专家，这也是我们学校文科的第一个重大项目。这个课题我做了八年，很累，到2012年才结题，我近期准备召开项目结题验收会议。这八年来和我一直做课题的博士、硕士，他们吃了很多苦。在古籍数字化方面，我们现在积累了两亿多字，还有很多软件、数据库，最后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国内院校都没有的研究方向——计算机辅助学术研究。现在计算机改变了我们人类的一切生活，同样的，学术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学术研究是人类思维最精密、最复杂的一种工作，怎样用计算机帮你进行研究，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课题研究当中，不仅仅是积累了一些数据库、软件这样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对计算机辅助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材料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探讨。

总的来说，我们的整个科学研究以及学科的形成、科研项目的建设，最终还是与工科院校的背景有关，我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而然就想到要用计算机来进行学术研究，而且有这个氛围，有这个条件。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华工给我这样一个环境。当然，我们做研究，在工科背景下也确实有很多困扰，我们要做一件事，比起综合性大学的同行来说，要困难得多。但这样一个环境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我最近发现国际计算语言学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那就是“计算机自动研究”，跟我这个想法不谋而合，而我们1996年开始就已经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想法，这也将成为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尉迟治平，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文系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等职）

本文转载自武汉文史资料,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