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我院周新民教授的评论文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在对话中重新感知文学批评的温度》在《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5日 14版）上发表。全文包括“原本处于对话关系中的文学批评变为独语”、“知人论世、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依然闪光”、“在批评家和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对话关系”三部分，深刻探讨如何让文学评论更有力量。

全文刊载如下：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在对话中重新感知文学批评的温度

何为文学批评？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已有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界定。一般认为，文学批评是解读文学作品、分析作家创作状况、探究文学现象的科学活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一起，构成文学研究的“三驾马车”。如此分类，其实暗含了一个基本问题：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三者之间的差异性在哪里呢？从文学资源和研究方法来看，三者没有根本性分野。其实，三者的根本性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的主体和对象之间，是单向度的关系。研究文学理论、文学史的主体，是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处理研究对象。主体的情感、兴趣难以成为研究对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文学批评是处理批评家和作家、批评家和文学作品、批评家和读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科学活动。这种科学活动之所以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于它阐释了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包括读者接受活动的奥秘。从根本上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主体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双向交互活动。

原本处于对话关系中的文学批评变为独语

当下文学批评活动非常活跃，这为作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创作借鉴，为读者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同时，文学批评的确面临危机，概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对作家的创作不负责任的指责或者捧杀，对文学作品过度阐释，文学批评文章概念堆砌、文风生硬等。当下文学批评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本处于对话关系中的文学批评，被异化为独语。

文学批评家为了改变文学批评陷入独语的窘境，也曾努力寻找过出路。例如，一些学者尝试从西方现代文论那里去寻找终结文学批评独语的方法。伽达默尔、巴赫金、托多罗夫等理论家的对话文论，纷纷被译介。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舍近取远，忽视了我国悠久、丰厚的对话批评理论资源。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大碰撞，百家争鸣，为对话文学批评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自此，对话批评的文化基因在文学批评机体中孕育、发展。面对当下文学批评发展大势和文学批评乱象，重新接续中国文学优秀理论传统，重振对话批评，有助于推动当下文学批评健康发展。

知人论世、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依然闪光

从批评家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古典文论提出“知人论世”的宝贵观点。《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可以说，“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关系的理想表达。它要求批评家在阐释作品时，要充分了解作者的时代环境、生平经历、思想观念。为何“颂其诗，读其书”要“论其世”呢？孟子接着提出了文学批评根本目的在于“尚友”。这就表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倡导的不是“捧”与“棒”，而是交友。当然，孟子所提出来的“尚友”，并非指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一团和气甚至庸俗的友情，而是要对作家的身世、趣味、价值观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目的还是在于正确地阐释文学作品。“尚友”是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孟子“知人论世”论因此包含着非常宝贵的思想：文学批评是基于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展开的对话活动，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也是对于作家的同情之了解与了解之同情的过程。

当下文学批评之所以令人不满意，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常常把文学作品作为阐释文学史的“材料”来运用。文学批评如何阐释作品，如何科学地建立起批评家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呢？中国古代文论提出“以意逆志”“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等具体方法。这些方法都强调从作品出发。中国古代文论提倡在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要始终尊重文学作品自身。

“知人论世”的观点把文学作品视为作家个人生活、生命的体现。为此，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作为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方式。无论是“知人论世”还是“以意逆志”，都把文学作品视为灌注作者生命情感与思想的生命体。因此，文学作品是探究作者思想情感、价值取向的基本出发点。这样来理解文学批评，不是在文学作品和作家之间建立僵化的对应关系。事实上，如何发现作品的缝隙甚至是空白之处，才是批评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之所在。因此，古代文论还提倡“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两种解读作品的方法。

“春秋笔法”注重发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义，去发现文字里隐藏的价值取向。“微言大义”则是希望批评家去发掘作品隐含的意义。文学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阐发，虽不能脱离作家和文学作品本身，但可以充分发挥批评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所包含的重要价值。因此，“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着眼于从批评家和作品之间的双向关系来解读作品。这种双向关系是不是终结过度阐释的良方？

其实，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是批评家和作家、读者之间成为知音。“知音”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提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里的“情动辞发”“披文入情”，所着眼的“情”，也就是刘勰所强调的“知音论”的核心。那么这种“情”如何建立起批评家和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呢？刘勰论述“六观”，即“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他认为，要从体裁、语言、创新、风格、引用、音律等看似形式上的问题入手。当文学批评成为冷冰冰的观念阐释载体，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勾肩搭背，丧失和作家、读者之间的情感传递，文学批评还叫文学批评吗？反观刘勰的“知音论”，倒是批评家应该追求的境界。

在批评家和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对话关系

20世纪以来，受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以科学性为价值目标。在某种特定的理论主导下，文学批评开始追求系统性、科学性、学理性。这无可非议，是中国文学融于现代性的必然反应。进入新时期，文学批评更加追求科学性，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方法成为文学批评的新宠。20世纪90年代初期，体现文学批评科学性的重担落到了学院批评的肩头上。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当然是文学批评应该坚守的价值尺度。但是，为了追求科学性而牺牲文学批评应该具备的温度，牺牲文学批评的“情”，文学批评也就将走入死胡同。

传统文学批评是以对话体批评、评点批评为基本样式。古代诗歌批评大多以诗话的形式出现，像《二十四诗品》《全唐诗话》《沧浪诗话》等，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诗话本身就可以当作诗歌来读。它们充满了飞扬的诗情，充满了对于诗歌作品细致入微的体察。而小说批评则以评点的方式进行。这些评点大都依附于小说作品本身，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诗话，还是词话，抑或是评点，它们本身就是文学创作，以充满感情色彩的文字，体悟作品的价值意义、作家心理、形式特征等。

近现代时期，虽然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深远，传统文学批评亦是重要的文学批评体式之一。深受西方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写出了像《红楼梦评论》这样“西化”的文学批评，同时他也有承接中国批评传统的《人间词话》问世。在小说批评领域，也有众多批评家采用评点的形式，对于小说作品的思想意蕴、形式特征、价值意义等进行了精辟判断。此后，沈从文、李健吾、李长之等仍发扬了中国文学批评诗性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黄秋耘、林斤澜等批评家，也写出了洋溢着诗情、令人击节称赞的文学批评。上述文学批评样式或多或少传承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学院批评一家独大，在一些文学杂志上仍然可以看到延续传统光辉的文学批评，不过大都以“卷首语”“编辑手记”等形式出现。这些文学批评在细读作品、沟通作家和读者的情感纽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我国文学批评家尝试在对话批评上作出过探讨和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话批评成为文学批评不可忽视的力量。例如，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对话、访谈，批评家之间的探讨与交流，都是对话批评的有益尝试。然而，真正有效的对话批评，是在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批评家和文学作品之间、批评家和读者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对话关系。而要建立起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对话批评，还得从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那里寻找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