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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丨国故新知·讲座第36期 张伟然:文学地理的学术问题与技术要领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9-30    阅读量:



     

纪要丨国故新知·讲座第36期


张伟然:文学地理的学术问题与技术要领





9月26日晚,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国故新知”系列讲座第36期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本次讲座特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张伟然老师主讲。张老师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紧紧围绕“文学地理的学术问题与技术要领”这一主题,为听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讲座由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夏增民老师主持,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的近200名师生一起聆听了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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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八十年代起,文学地理的研究已逐渐成为学界所不容忽视的新的学术增长点。然而面对当下文学地理研究的火热局面,其在研究方法上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也亟须我们重新检点和反思。


讲座伊始,张伟然老师首先介绍了国内文学地理研究的现状。从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来看,学界的文学地理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史地学者和文学史学者两类。其中,史地学者以南京大学胡阿祥、上海财经大学左鹏等教授为代表,文学史学者则以广州大学曾大兴、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等学者最为活跃。2011年,以文学史者为主导成立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从此,文学地理研究吸纳了大量来自文学史领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年轻学者,所以就研究人数而言,具有文学史专业背景的老师和学生占大多数。细而论之,文学史学者内部亦可粗略分为两派:一派学者主张将地理因素当作文学批评的工具,这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的学者那里表现的较为充分。而另一派学者则呼吁将文学地理研究作为文学里面的二级学科,形成与文学史相对应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这其实也是文学地理学会的发展愿景。


然而张老师指出,当下文学地理研究的火热程度,与学界对文学与地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度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既集中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文学地理既关涉到地理问题,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就必然会涉及到地理专业的“技术要领”。


张老师以地名考证和地理知识体系为例,向大家详细解读了何为文学地理研究的“技术要领”。如对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以往学者均认为此诗为杜甫晚年流寓湖湘时所作,但张老师从“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句出发,认为杜诗所言的江南其实并不在湖湘。秦汉时期,整个长江中游都可泛指江南(太湖流域则特指江东),到了唐代,也并不是整个长江以南都可称作江南,一般情况下,江南则特指太湖流域。杜甫于唐大历三年(768)入湘,时朝廷早已废置江南西道,在湖南地区设置了湖南观察使(即湖南道)。杜甫对地名极其敏感,他在湖南的诗作,多以“湖南”二字而论,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即以“湖南”为题,诸如“皇舆三极北,身事五湖南”、“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等句也是直言“湖南”。那么,他又何以会在《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中称“湖南”为“江南”呢?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张老师又举出了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一诗,以往大家普遍依据“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句便将此诗的写作地点定位在在扬州。但张老师认为,唐人的地理观念首先是与政区相关,扬州在政区上时属淮南道,和江南道并无关系,那杜牧又怎会认淮南为江南呢?这就好比今人指温州为江南,显然也是难以成立的。杜诗虽题为《寄扬州韩绰判官》,但张老师又结合其他史料,判定该诗其实是杜牧在皖南时所作。在剖析完具体案例之后,张老师总结说:“我们一定要尊重地名考证工作,它就像一根‘打狗棍’,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惑。对待学问,态度一定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能有半点马虎”。


       

 



紧接着,张老师又向与会师生厘清了文学地理研究的基本问题,他将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概括为“文学中的地理”、“文学背后的地理”以及“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三个层面。


首先,“文学中的地理”具体包括文学内部的空间逻辑和文学创作的地理背景两个维度。张老师以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一诗为例,向大家详细分析了何为文学内部的空间逻辑。兹不避杂冗,摘录李诗如下:


“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间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明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


如果稍微分析一下该诗地名之间的空间逻辑,便会发现,李白与吴指南是从“蜀中”到的“洞庭”,吴氏去世,李白将其葬于“湖侧”,随后“之金陵”;几年后又“裹骨徒步”至“湖侧”,接着又至“鄂城之东”。若果如文中所述,则李白似乎完全搞不清文中各地名的实际位置,这明显与常理不合。据此,张老师提出《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应当视为伪作,并非李白所写。


就文学创作的地理背景这一维度,张老师又以宋玉《高唐赋》为例,向大家剖析了文学意象产生的地理源渊。张老师从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出发,通过大量文献分析之后指出,巫山特殊的地理景观及其独特的山地气候,是宋玉之所以记述巫山神女能“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重要原因,因而“巫山神女”这一文学意象实际有其现实依据。


       

 



其次,“文学背后的地理”可以分为文学家的地理和文学作品的地理两个层面。其中,无论是研究作家分布还是研究作品分布,抑或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文人团体、文学流派等方面的研究,都可归入此类,当下文学地理研究亦即主要在此层面上展开。张老师强调,我们研究文学家的地理时,要十分注意地理技术手段的运用,不能“摘进篮子就是菜”。


他特别提到了胡阿祥教授的研究。胡教授在探讨魏晋本土文学地理时,对侨州郡县问题的处理很精到。如琅琊、兰陵等侨郡,如果只考虑其原本在北方的地望,将琅琊、兰陵的文人都统计到北方,那就很不恰当。更进一步,张老师还指出,文学作家、作品的复原其实还是在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地理研究中文化复原的“老路子”,而历史地理发展到今天,已经渐渐摒弃单一文化复原这一研究方法,转而更加注重地理感知和行为逻辑的分析,文学地理研究要想“更上一层楼”,或许也需要在这些领域寻求突破。


第三,张老师将“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总结为地理环境制约文学和文学反映地理环境两个方面。如《文学雕龙》所云“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新唐书·张说传》论及张说贬谪后诗,言其“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世所不逮。既谪岳州,而诗益凄惋,人谓得江山助云”;黄庭坚也在《与王观复书》所言之“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以上诸语都是在说地理环境会影响作家的文学创作。


在谈到文学反映地理环境时,张老师将禽言诗在唐宋时期的大量兴起放在士人南渡与南方地区开发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指出禽言诗的大量兴起其实和时人对南方地理环境的认知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出发,张老师也畅谈了自己关于文学地理研究的愿景,他坦言他本人最执着的就是想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因为他始终坚信,“地理经验的扩张是文学演进的第一等原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张老师在探讨“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时,也讲到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有学者提出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就有人跟风研究其他地方的“某某唐诗之路”。这样一泛化,就不太容易看出个性化地理环境对唐代诗人创作的独特刺激了。再如,有人曾讲到“运河流域”文学的概念,“流域”在地理上是个集水区的意思,运河横穿浙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它这个流域怎么定义呢?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张老师阐发了文学相较于其他人文地理要素的独特之处。


       

 



就研究对象而言,历史地理研究可以分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信息技术三个部分;文学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可以放在历史人文地理的框架之下进行考察。但是,所谓“文学即是人学”,文学创作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表现出极大的个性与弹性,故而不能用以往文化地理研究的学术概念进行简单套用。比如,文化地理学中常常提到的文化区、文化景观、文化传播、文化生态和文化综合作用等概念,就不能不加区别地移植到文学地理研究之中。


以文化区为例。传统上,人文地理学视域下的文化区可以分为单质文化区和综合文化区(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了感觉文化区)。单质文化区不具有排他性,所以用这一概念对文学的空间分布加以讨论时,往往问题不大。例如,我们以语言为标准就可以划分出华文文学区、英文文学区等区域;以作家籍贯、文学风格等标准就可以划分出京派文学区、海派文学区等区域。但复合文化区就有排他性,有学者提出所谓“吴文学区”、“楚文学区”等概念,这就很令人费解。何为楚文学?是楚人写的文学,还是在楚地写的文学?楚人到外地,写的文学算不算楚文学?外地人到楚地写的文学也算楚文学吗?还有,外地人模仿楚文学的风格写的文学,算不算楚文学吗?这都需要从学理上加以界定。从文化角度来看,吴、楚之分本来就是复合文化区,若将这一概念推广到文学领域,不加以科学界定的话,很容易造成混乱。至此,张老师提示到:“概念不明,则实证研究往往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在文学地理研究中,对文化地理相关概念的借用、化用一定要小心、谨慎”。


讲座的最后,张老师谈到对文学地理研究的展望,他认为文学问题是从文学本身生发出来的,地理问题涉及到地理科学,而历史时期的文学典籍自带历史属性,对于文学地理研究,这三者缺一不可。在实证研究还没有积累到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过早地探讨文学地理的学科属性其实倒不是那么重要,打破文学、历史与地理之间的学科壁垒,充分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或许才是释放文学地理研究潜能的当务之急。


张伟然老师丰富翔实的讲座内容、深入浅出的讲课风格,赢得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和热烈欢迎。夏增民老师总结道:“文学地理是当下学界的研究热门,但关于它的相关概念、研究边界、研究方法等问题实际上还一直未能得到厘清,张老师的讲座十分具有前瞻性,听来振聋发聩。”讲座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也就文学地理研究等相关问题,与张伟然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




文字 丨 王   星

编辑 丨 欧成婷

审定 丨 夏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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